5月21日，七國集團（G7）峰會在日本廣島落幕。日本利用東道國之便，引導會議多項議題直接或間接指向中國，罔顧基本事實，配合美國抹黑中國。在日本的大力推動下，會后發表的聯合聲明將中國列為單獨議題，20次直接點名中國。日本積極操弄涉華議題，配合美國在亞太地區制造陣營對抗，試圖以此提升自身在美國全球戰略布局中的價值，換取美國對其“軍事正常化”的支持。這樣一場“政治秀”鬧劇加劇世界和地區集團化與陣營對抗趨勢，給亞太和平與繁榮帶來新變數、新風險。

炒作“經濟脅迫”，助美打壓中國

G7聲明稱要共同應對來自中國的“經濟脅迫”。諷刺的是，“經濟脅迫”的始作俑者恰恰就是美國，而其他六國特別是日本自身都曾是美國“經濟脅迫”的受害者。1985年，美國擔憂日本經濟實力逼近，強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拉開日元大幅升值的序幕，導致日本最終因“泡沫經濟”破滅而陷入長達三十年的經濟低迷。1986年、1991年，美國先后兩次脅迫日本簽訂以限制半導體對美出口、擴大美國半導體在日本市場份額為目的的“半導體協議”。同時，為打壓日本半導體產業，美國對日啟動“301調查”并實施貿易制裁，成功實現了美日半導體市場份額的逆轉。1988年到2019年，日本半導體市場份額從50.3%降至10%，而美國則從36.8%升至50.7%。日本半導體產業自此一蹶不振，而美國重新成為全球半導體行業的領頭羊。

(資料圖片)

近年來，美國不僅自己通過技術封鎖、單邊制裁、投資審查等經濟脅迫手段，打壓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還施壓日本、荷蘭限制對華半導體設備出口。曾為受害者的日本卻對此積極響應，決定從今年7月開始，對涉及六類共23種尖端半導體制造設備實施出口管制，與美國在限制中國生產先進半導體芯片能力上保持一致。可見，在實施“經濟脅迫”、打壓中國問題上，美國是首犯，日本是幫兇。

日本自詡為“自由貿易的旗手”，可是作為G7東道國，卻首次把“經濟安全”設為峰會單獨議題，力促各國達成共建芯片及稀土等重要物資供應鏈的協議，目的就是要助力美國，在經濟領域構筑“小院高墻”，人為推動與中國“脫鉤”“斷鏈”，妄圖將中國排除在全球產供鏈之外。峰會聲明中稱，要在對華經貿關系中“去風險”，并減少關鍵供應鏈的對華依賴。殊不知，近來美國銀行業動蕩及債務違約逼近才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風險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報告稱，在美國《芯片與科學法》等影響下，資金正在流入“地緣政治上相互靠近的國家”，并警告“友岸外包”的興起對欠發達市場造成的傷害可能是最大的，各國政策變化引發的地緣經濟碎片化將最終導致相當于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2%的長期損失。與此同時，IMF和世界銀行均看好中國經濟，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將給其他國家帶來積極的溢出效應，為世界經濟增長作出巨大貢獻。中國對世界經濟發展而言，不是風險而是機遇。

插手臺灣問題，破壞地區穩定

廣島峰會不僅妄議中國臺灣問題，還在聲明中寫入“維護臺灣海峽和平與穩定”及“呼吁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內容，這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日本作為G7東道國，將作為中國內政事務的臺海問題納入峰會議程，聯合美歐對臺灣問題橫加干涉，居心叵測。自俄烏沖突以來，日本利用各種國際場合借題發揮，將俄烏沖突與亞太地區強行掛鉤，渲染地區緊張，游說其他國家共同對華施壓，參與攪局臺海。同時，日本積極推動對臺技術產業合作“安全化”，試圖從經濟領域為“臺獨”勢力營造生存空間，妄想通過強調臺灣在世界產供鏈中的地位，限制中國解決臺灣問題的路徑選擇。

日本還借口地區緊張局勢，加速推動“軍事正常化”。美國政客竄臺后，日本一些議員或跟風竄訪臺灣，或散布“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言論，煽動地區緊張，為強軍制造口實。2022年底，日本修改包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在內的三份安保文件，實現防衛戰略“由守轉攻”的重大蛻變，“專守防衛”原則蕩然無存，和平憲法被進一步架空。今年以來，日本加速推動在沖繩的軍事部署，不僅在石垣島、與那國島及宮古島等沖繩各地增強包括“愛國者-3”反導系統在內的自衛隊軍力部署，還擴建軍事設施，增強海空力量，公然在臺海周邊制造緊張局勢。

罔顧歷史事實，奉行雙重標準

在廣島，G7峰會首度以書面形式，提出“維護和加強基于法治的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及“強烈反對以武力或脅迫改變現狀的嘗試”。這明顯是在沿襲長期以來日美制造的話語陷阱，用以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劃線的西方規則取代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用以美國為優先、由G7來主導的小圈子規則取代世界各國都應當遵守的國際規則，以服務少數國家的既得利益取代有利于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G7呼吁中國遵守“法治”，殊不知日美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基本原則早有先例，舉不勝舉。比如，1951年9月美國等與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片面媾和，這直接違反了1942年中美英蘇等26國簽署的《聯合國家宣言》中所確定的，對日本進行戰后處理要各國一致，特別是主要國家一致的原則。《開羅宣言》明確規定了日本在戰爭期間侵占領土問題的處理，并為后來的《波茨坦公告》所重申，即日本必須把它竊取的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領土歸還中國，日本主權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以及盟國所決定的島嶼之內。而1971年美國將沖繩施政權移交給日本，成為私相授受的非法之舉。再如，2014年3月，荷蘭海牙國際法庭裁定，日本捕鯨計劃并非以科學研究為目的，下令其停止發放捕鯨許可，并判處80億日元的罰款。而2018年12月日本宣布退出國際捕鯨委員會，并于2022年6月正式重啟商業捕鯨。

日本在要求他國“負責任”的同時，卻極不負責任地強推核污染水排海計劃。2021年4月，在沒有與周邊鄰國進行充分協商，且在國際原子能機構還沒有對核污染水排海方案得出最終結論的情況下，日本政府決定，從2023年開始，將福島第一核電站上百萬噸核污染水直排入海；同時企圖混淆概念，將核污染水混同核電站正常運行中排放的核廢水。日本國內外專家均表示，多達130萬噸的核污染水含有60多種放射性核素，一旦開始向海洋排放，將在未來數十年間蔓延至全球海域，對全球海洋環境和人類健康造成難以估量的影響。

廣島峰會期間，日方精心安排G7領導人參觀廣島核爆紀念館，然而，日本一邊打造自己核武受害者的悲慘人設，一邊又選擇性忽略遭原子彈轟炸的歷史經緯，無視戰爭受害國人民感情，淡化、美化乃至否認自身侵略歷史；一邊聲稱追求“無核世界”，一邊又不愿放棄美國“核保護傘”，不顧國內反戰團體強烈要求，拒絕加入《禁止核武器條約》；一邊大肆渲染原子彈爆炸的遺留危害，一邊又不顧國內外反對聲音，為節省成本以排海方式處理福島核污染水，罔顧各國民眾的健康權、生存權等基本人權，把核污染風險推給全世界。如此虛偽的“雙標”行徑，如何取信于亞洲鄰國、如何取信于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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