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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2011年和2013年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兩次債務上限危機后，2023年美國再次觸發債務上限，引發了國際社會對美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前景的普遍擔憂。的確，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美國，一旦出現債務違約，損失的不僅僅是自身的信用，更可能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對美國及世界經濟形成的沖擊不容小覷。相信美國政府不會拿自己的信用和經濟開玩笑。正如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所說，美國“沒有任何理由去制造一場自己制造的危機”。

國債上限是具有美國特色的一種債務限額發行制度，是美國國會為聯邦政府設定的、為履行已產生的支付義務而舉債的最高額度，目的是防止政府隨意發行國債，出現“資不抵債”的惡果。一旦聯邦政府觸及這條“紅線”意味著美國財政部借款授權用盡，無權再發新債。政府就會因沒錢花而關門，因無法支付到期的債務和利息而違約。

由于適度的財政赤字政策可以增加政府開支和市場流動性，刺激經濟增長, 美國提高國債上限早已成為一種習慣。從歷史經驗看，自1917年國債上限獲美國國會立法通過以來，歷次債務違約均“有驚無險”，在最后關頭或壓線通過或實施暫定。據統計，自1960年以來，美國國會提高或暫停了近80次債務上限，債務限額也由當初的3000億美元提高到目前的31.4萬億美元，上調了約105倍。據此，我們預測，此次美債危機也會在最后的關鍵時點出現轉折，最終“化險為夷”。

既然美債務上限終將“過關”為何又頻現“危機”呢？這是因為，隨著美國政府舉債規模越來越大、美國政治越來越趨向兩極分化， 美國債務上限之爭也日益成為美國國會兩黨政治博弈的重要籌碼，雙方不斷試探對方底線、攫取更多政治利益。圍繞提升債務上限問題，民主黨和共和黨達成一致共識的前提是，在提高政府債務上限的同時要承諾在未來大幅減少赤字。

兩黨的主要分歧在于通過何種途徑削減赤字。是通過“開源”增加政府收入？還是通過“節流”減少政府財政支出？民主黨從拉攏其傳統的低收入支持者的角度，希望能夠維持他們一定的社會保障水平。因此，民主黨不愿意大幅削減自己的社保與醫保計劃，而是想通過削減國防開支同時對富人增稅來解決財政危機。共和黨則是更多站在其支持者更多是中產階級和富人的角度，反對任何加稅政策，其關注的只是預算改革。

此輪兩黨關于債務上限的博弈依然圍繞“開源節流”展開。4月26日，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通過了一項長達320頁的《限制、節約、增長法案》，同意將美國政府合法的債務上限提高1.5萬億美元，但前提是大幅削減聯邦政府開支。這與拜登的期望相差甚遠，而且還有可能直接使拜登力推的制造業回流美國計劃破產，因為共和黨還附加了苛刻的條件，比如，要求取消拜登政府《通脹削減法》所含“綠色稅惠”，即針對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等環境友好型技術的稅收激勵；取消向國家稅務局增發800億美元加強稅務欺詐審計的預算等。民主黨認為，嚴格限制政府開支可能傷及本已艱難糊口的中產階層，要用這些讓步換取避免聯邦債務違約，比完全不負責任更糟。

目前，兩黨就債務上限問題的談判已進入一個“更加嚴肅和具體”的階段，正向達成協議邁進。美國債務違約應該不會成為今年影響全球經濟的“黑天鵝事件”，美國兩黨最終能夠達成提高債務上限的協議，暫時化解危機。但美國國會不斷提高債務上限意味著政府可以毫無節制地透支未來，繼續借新債還舊債。這樣雖然可以平衡兩黨利益之爭，但這種“壓線博弈”的方式很危險，尤其在政治極化和分流越來越嚴重的年代。一旦最終失控，不僅將重擊美國政治和美國經濟，世界經濟也將跌至低谷。對此，我們必須予以充分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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