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為IMF和世行帶來一場‘壓力測試’，而這兩家機構協助欠發達國家應對疫情的表現顯然失敗。”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近日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支持欠發達國家力度不足，呼吁這兩大全球性多邊金融機構大刀闊斧改革。“IMF在為富裕國家背書，而不是使窮國受益。現在是這兩大國際金融機構糾正歷史性錯誤、改變當前存在偏見與不公正的時候了。”

專家分析指出，隨著世界多極化發展和新興經濟體不斷壯大，IMF與世行當前的規則制度已難以匹配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訴求，到了“不得不改”的重要關頭。

給一些國家政治動蕩埋下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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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特雷斯在發言中提到，新冠疫情期間，被視為發達國家代表的七國集團從IMF獲得總計相當于2800億美元的資金，而一些最不發達國家獲得的資助總計只有約80億美元。七國集團總人口約7.7億，而上述最不發達國家人口合計約11億。

不僅如此，正如國際危機研究組織聯合國項目主任理查德·高恩所說，IMF和世行的借貸規則還加重了相關國家的債務負擔。“長期以來，IMF和世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資金援助和低息貸款，為發展中國家發展建設‘輸血’，也輸出西方價值標準和規則。”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張茉楠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一些急需資金援助的國家不得不接受援助國苛刻的附加條件，特別是政治條件，這也給一些國家政治動蕩埋下隱患。

“新冠疫情以來，美西方國家普遍采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推高發展中國家的負債水平和金融不穩定性。此后，發達國家為遏制通脹又采取持續緊縮貨幣政策，其外溢效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又一輪負面沖擊。”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宋微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分析，IMF和世行用于評估債務國償債能力的“債務可持續性框架”被打上“美式價值觀”烙印——站隊美國的債務國往往能獲得較高打分，而不以美國馬首是瞻的國家不僅很難從這兩家機構獲得發展貸款，且懾于這兩家機構的“權威”，也很難從其他國際資本那里獲得資金支持。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近日，美財政部長耶倫出席美國國會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聽證會時，將IMF和世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形容為“美國可與之結盟的力量”，并向美國國會施壓，為加大美國價值觀輸出，必須為這些機構提供更多財政支持。

張茉楠認為，近年來，美國迫使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停擺，將對美貿易順差國家列為匯率操縱國，對他國企業和個人設置黑名單、肆意實施經濟制裁，對多國進行長臂管轄，這些行為都是美國以本國利益優先、破壞國際金融體系規則秩序的行為。美國日漸將國際金融體系作為維護自身霸權的地緣政治爭奪工具，這是IMF和世行結構性問題始終難以解決的最根本原因。

“美歐長期坐莊”

“IMF和世行的現有架構和規則不公平地偏向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受益于這兩家機構的程度遠不及發達國家。在世行這樣的國際機構中，不同國家因為經濟和政治實力不同，能夠發揮的作用也有很大差異。”古特雷斯對IMF和世行的批評反映發展中國家呼聲。

IMF是二戰后國際貨幣和金融治理的支柱機構，世行是全球規模最大、最具普遍性的國際發展金融機構，兩者是維護世界經濟穩定與發展領域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重要公共主體，為二戰后全球經濟復蘇和發展發揮了歷史性作用。然而，近年來，隨著發展中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IMF和世行決策執行機制中的話語權差異，越來越遭到國際社會批評。

聯合國5月發布的《國際金融結構改革政策簡報》指出，國際金融體系是由二戰后工業化國家為它們自身設計的，目前正經歷空前的壓力測試，而且未通過測試。這是因為它在構思之初就已有結構性缺陷，而且與當今世界的現實和需求越來越格格不入。

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教授莫里斯·庫格勒表示，長期以來，世行行長由美國總統提名美國公民擔任，IMF總裁職位則由歐洲人控制。世行貸款決策方式為加權投票制，即投票權取決于認繳資本，發達國家控制世行50%以上的投票權，美國對世行重大事項擁有事實上的“一票否決權”。IMF和世行對最需要援助的國家支持力度不夠，正是這種“美歐長期坐莊”治理架構的反映。

“自IMF和世行誕生之初起，美西方國家一直是這套國際金融體系的規則制定者和執行者，其制度設計主要從發達國家角度出發，廣大發展中國家長期處在被動接受狀態，始終缺乏足夠代表性和話語權。”宋微說。

發展中國家呼聲漸強

在近日舉辦的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上，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表示：“IMF和世行必須改變思維和工作方式。”她介紹了為發展中國家提供額外特別提款權（SDR）支持的相關計劃進展情況。新任世行行長班加宣布了可使最脆弱國家在危機或災難時期暫停償還債務的相關安排。

“IMF和世行改革方案一直推進艱難。”張茉楠分析，1997年，IMF通過SDR特殊分配協定修正案中，發展中國家話語權及融資能力顯著提升，但該協定直至2009年才在G20敦促下正式生效。2010年通過的配額和投票權改革協定修正案，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與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共同構成新的貨幣籃子，協定拖延至2016年才生效。2021年8月，IMF新一輪規模為6500億美元的SDR普遍分配方案生效，這是IMF歷史上規模最大的SDR分配，發展中國家獲得約2750億美元支持。然而，即便如此，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規模與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話語權和獲取資源能力仍嚴重不匹配，美國仍擁有重大事項獨家一票否決權。

“IMF每一次‘傾向’發展中國家的改革，都發生在美西方發達經濟體面臨重大金融市場沖擊、需要團結發展中國家力量應對危機的時期。而隨著美西方發達經濟體從危機陰霾中走出，其協調全球金融政策的訴求淡化，對IMF和世行機構改革的意愿和動力就再次消退。”張茉楠認為，近年來，美國日益將其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當作維護本國政治利益、制裁打擊他國的金融武器。越來越多國家認識到，美元霸權是當前國際金融體系的最根本問題。如今，多國對美元的信任度下降，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面臨沖擊。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國際金融體系民主性、中立性、公共性、透明性的訴求日益強烈，IMF與世行改革迫在眉睫。

宋微指出，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對IMF和世行機制改革呼聲漸漲，同時也在探索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金融機構建設。發展中國家間開始加強貨幣合作，金融合作實體化，呈現內部聯合趨勢，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多邊國際金融機構開始發揮更大作用。發展中國家已成為推動國際金融體系進行更加合理公正改革的重要力量。

本報記者 高 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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