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史】杜定友：中國近現(xiàn)代圖書館事業(yè)奠基者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廣州街頭的箱形巡回文庫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供圖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孫磊 通訊員 唐盛

在難覓一張安靜書桌的1940年，輾轉遷至韶關樂昌坪石的中山大學圖書館里，卻有一份罕見的寧靜：閱覽室木地板用松樹針鋪成，行走起來沒有一點聲音。這是時任中大圖書館館長的杜定友為師生們撐起的一片凈土，他歷盡千辛萬苦在戰(zhàn)火中保存圖書、堅持開放閱覽的故事，傳揚至今。

“對圖書館事業(yè)我是愛之彌深，敬之彌篤，并為此而奮斗終生。”作為中國近現(xiàn)代圖書館事業(yè)的開拓者和奠基者，杜定友堪稱該領域的一代宗師。他所開創(chuàng)的杜氏分類法、漢字形位排檢法等被圖書館廣泛采用，影響至今；其愛國愛書、兼濟天下的圖書館精神更是激勵了數(shù)代學人。

杜定友

讀者第一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特藏部負二樓展廳，古色古香，人文氣息濃厚。大廳門口右側常設“杜定友書屋”展區(qū)，陳列了杜定友的部分著作、手稿、活動照片、文物以及研究資料。小小的書屋，泛黃的書頁，濃縮著他在現(xiàn)代圖書館事業(yè)上開辟草萊、不懈奮發(fā)的一生。

杜定友原籍廣東南海西樵，中學畢業(yè)后被公派赴菲律賓大學學習圖書館學，1921年學成歸國。歸國后的杜定友受聘為廣東省圖書事務委員，兼省立圖書館館長，與胡慶生、洪有豐、劉國鈞等人一起積極宣傳圖書館的教育作用，提倡發(fā)展中國的圖書館事業(yè)，把“新圖書館運動”推向了高潮。據(jù)統(tǒng)計，1918年全國只有169個圖書館，到1936年已增至2500多個。

作為“新圖書館運動”的中堅力量，杜定友革新了辦館理念。在他看來，圖書館的功用首在公開，要以讀者為中心，這一理念也是現(xiàn)代圖書館的重要特征之一。圖書館中各項業(yè)務也都圍繞這一理念開展，比如書刊選購、分類法的制定、目錄的組織、顏色書標、開架閱覽等。為了方便讀者借閱，杜定友在當時就提出了“送書上門”的服務。

“我個人學無所成，但望每天到圖書館來的讀者，都有所獲益。在千百萬讀者之中，能有一二杰出之士，有以造福人群，則我愿以無名英雄自居。”這是杜定友發(fā)自內心的良愿。

著述宏富

“我們深知，為學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所以不敢不勉自努力；況且圖書館學，在中國還極幼稚，國人對此，尚多漠視，所以提倡宣傳之責不得不由我輩負擔起來。”在中國藏書樓向近代圖書館過渡的初期，圖書館學界存在諸多空白。杜定友將以所學為國效力視作本分。

翻閱杜定友的手稿，記者注意到一個很動人的細節(jié)——杜定友寫的字都非常小，大概只有常人所寫大小的一半。副研究館員郭祥文解釋道：“因為杜定友先生覺得小字更節(jié)省時間，可以寫更多的文章。”自15歲開始投稿寫作，杜定友一生共撰寫論文512篇，圖書86種，共600多萬字，是中國圖書館學界著述最宏富的學者之一。

杜定友歸國時，《杜威十進分類法》已傳入中國，但因使用不便，難以通行各館，創(chuàng)建統(tǒng)一的圖書分類法迫在眉睫。1922年，他采用杜威十分法原則和號碼標記方法，結合中國國情，編撰了《世界圖書分類法》。后來又陸續(xù)出版了《圖書分類法》《杜氏圖書分類法》等，其分類思想在我國圖書館界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1925年，杜定友推出《著者號碼編制法》，風行一時。郭祥文稱，當時有個說法：“此書問世以后，全國圖書館的中文著者號碼，幾乎清一色都是‘杜法’了。”

杜定友還創(chuàng)造了一個多音節(jié)新字“圕”，以代替筆畫繁多書寫不便的“圖書館”三字，雖為一個單字，但讀音仍為“圖書館”，這也是為了在排版和印刷方面更為緊湊、經(jīng)濟。“圕”字在當時的圖書館界及文化學術界流行，并曾被多種字典所收錄。

在郭祥文看來，杜定友在圖書館學術上取得的成就，離不開他持續(xù)探索創(chuàng)新的精神和長期堅守圖書館的一線工作實踐。杜定友用藝術家的態(tài)度，將整個精神生命都浸潤于“圖書館”這件藝術品中。在《杜定友先生遺稿文選》中，他曾深情自白，愿做業(yè)界的“黃花崗烈士”，推動中國圖書館事業(yè)的發(fā)展。

護書傳薪

立志投身圖書館事業(yè)的杜定友，一生為書奔忙。他曾寫道：“自幼束發(fā)受書，中年執(zhí)鞭教書，公余握管著書，終身服役管書，愛書如命，視館若家。”

1937年，中山大學屢遭日軍空襲，師生大多離校，杜定友積極開展圖書疏散工作，設法將全部善本書、志書二萬余冊，碑帖三萬余張，移存香港九龍貨倉，并力勸學校將剩余的30萬冊圖書全部轉移，卻未能如愿。當時校方僅批準200元的木箱費用，愛書如命的杜定友發(fā)動全體員工把書架、桌子、板壁、黑板，統(tǒng)統(tǒng)改裝為木箱，三天左右拼出299個木箱，搶救圖書5萬余冊，已然盡心盡力，但畢竟藏書浩瀚，木箱有限，余下藏書在日軍侵占廣州以后，均被焚燒。杜定友為此感慨萬分：“十萬圖書化為灰，余職司典守，呵護無力，罪該萬死，回想前塵，不禁老淚縱橫。”

愛書是事業(yè)，愛國是信仰。廣州淪陷后，杜定友帶領中山大學圖書館隨校經(jīng)羅定、廣西、越南，至云南澄江暫時安定。一路顛沛流離，為了方便拆運圖書，杜定友還發(fā)明設計了一種手提式巡回書箱，一面是圖書三格，一面是雜志一格，另一面做臺面板，特別適合在鄉(xiāng)村辦巡回書室。同時他還因陋就簡，設計實現(xiàn)書箱、書架、讀者閱覽桌凳、員工辦公桌凳簡易轉化，以便戰(zhàn)時轉移，當時人稱“圖書館木箱化”。

于戰(zhàn)火烽煙中，圖書館每遷一地，杜定友都會及時覓地開放，舉辦圖書教育班、圖片展覽和學術演講，為社會大眾提供知識食糧、為抗戰(zhàn)事業(yè)鋪墊文化支撐，為中華文明延續(xù)精神根脈。

為了致敬杜定友在國難時期對圖書的保護和堅守，2020年9月，在樂昌坪石老街圖書館舊址上，由廣東省博物館、省立中山圖書館聯(lián)合策劃打造的“定友圖書館”正式開館。該館依據(jù)史料記載修繕、還原舊館，青灰色外墻磚，原木打造的書架，排放整齊的書籍，徜徉其間，仿若還能感受到杜定友先生對圖書的摯愛和對讀者的深情。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常設的“杜定友書屋”羊城晚報記者 孫磊 攝

證史衛(wèi)國

杜定友還是我國圖書館地方文獻工作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早在1941年抗戰(zhàn)期間，廣東省立圖書館在韶關復館，他就提出了以保存廣東文獻為第一的辦館方針，并建立了廣東文獻室。

他在地方文獻工作實踐的一個突出成績是收集大量有關南海諸島資料，并以專業(yè)方法對其進行分類編目，形成《東西南沙群島資料目錄》。資料收集的過程繁雜且不易。杜定友幾乎窮盡了當時有關東西沙群島的相關文獻資料。該成果至今仍是證明南海諸島主權屬于中國的重要文獻之一。

除了編制南海諸群島資料目錄，杜定友先生還考證出——古籍所記載的七洋洲就是西沙群島，萬里長沙、千里石塘就是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早在唐代貞元年間就歸中國管轄，宋、元時期三大群島就已歸入中國版圖。這些考證有力地駁斥了外國侵略者關于“西沙”之名在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中無證可考的謬論。

1947年6月，杜定友在廣東“西南沙群島物產(chǎn)展覽會”展出所收集的南海諸島文獻，讓普通人民直觀地目睹南海諸島主權屬于中國的鐵證，激發(fā)人民的愛國主義熱情與力量，在當時引起很大反響。

訪談

杜定友的影響超出廣東

倪俊明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研究館員）

羊城晚報：在您看來，杜定友先生對圖書館事業(yè)的重要貢獻有哪些？

倪俊明：杜定友是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yè)發(fā)展的先知者和力行者，對于嶺南圖書館事業(yè)來說更是一代宗師，影響極其深遠。

杜定友有600余萬字關于圖書館基礎理論的著述，夯實了中國近代圖書館學的理論體系基礎；對于圖書分類法和漢字排檢法的探索，推動了圖書館業(yè)務的規(guī)范化和科學化。他著力收集廣東地方文獻并形成系統(tǒng)館藏，更是為保存嶺南文化的薪火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可以說，當今各大公共圖書館無不設立地方文獻的專門機構、開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業(yè)務，這與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實踐方面，杜定友開創(chuàng)了我國師范學校圖書館專科教育、開辦了我國第一個綜合大學圖書館學系。他還是上海圖書館協(xié)會、中華圖書館協(xié)會、廣東省圖書館協(xié)會的創(chuàng)辦人，又歷任廣東省立圖書館、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和中山大學、復旦大學、南洋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館長，數(shù)十年躬身力行，推動近代中國圖書館的發(fā)展壯大。

羊城晚報：杜定友先生一直強調“以讀者為中心”的理念，您對此是如何理解的？

倪俊明：“以讀者為中心”是近代圖書館發(fā)展的核心理念，也是創(chuàng)辦圖書館的初衷。杜定友指出，“活用圖書館，增進人民的知識和修養(yǎng)”是圖書館存在的最大目的，以人為目標辦理圖書館，則圖書館事業(yè)始能生動而切合實際，且有繼續(xù)進化作深潛研究之余地。

早在1921年主持廣東省立圖書館工作期間，他就針對圖書館僅供穿長袍馬褂者使用的現(xiàn)狀，主張藏書要向全體市民開放，做到“無老無幼，無貴無賤”，鼓勵廣大讀者平等充分利用圖書館。他說：“圖書館的功用，首在公開。若是藏而不用，何異藏石。”

后來，杜定友在中山大學、南洋大學任職時，積極推行圖書開架制，“將新到的中外文圖書進行陳列，自由取閱”。他還特別注意為讀者營造舒適的閱讀環(huán)境。他曾經(jīng)說：“一句話，就是希望讀者一進門，就舍不得出去。內容應有盡有，服務力求周到，窗明幾凈，寒暑咸宜，有足令人留戀之處。”

杜定友的這些管理理念和手段，改變了傳統(tǒng)藏書樓的管理模式，體現(xiàn)了讀者平等、獲取知識自由的精神，這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對今天圖書館完善服務、追求普惠均等仍有借鑒意義。

羊城晚報：杜定友先生的生平事跡，能給我們帶來哪些啟示？

倪俊明：杜定友愛館、愛書、愛讀者，將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的圖書館事業(yè)。“圖書館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圖書館”“凡心所想，口所講，手所寫的，無不為她盡一力量”“日圖改進，日復一日，全無倦意”……他一生摯愛圖書館的職業(yè)情懷，對今天的圖書館人而言，仍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

杜定友所處的時代國難當頭，他把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與“學術為天下之公器”的精神相結合，自覺承擔起保存鄉(xiāng)邦文化、傳承民族精神的責任。在從藏書樓向公共圖書館過渡的時期，他勇于沖破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觀念束縛，進行多方面的創(chuàng)新和改革實踐。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學習的寶貴精神財富，也是如今推動圖書館事業(yè)高質量發(fā)展絕不能忽略的。

延伸

晚清著名詩人梁鼎芬：

推動私人藏書樓向“公”轉變

百年前的中國大地上，只有傳統(tǒng)的私人藏書樓，人們尚不知公共圖書館為何物。在藏書樓向公共圖書館轉變的歷程中，不得不提晚清著名詩人、藏書家梁鼎芬。

梁鼎芬，廣東番禺人，生平喜讀書，擅長書法詩文，與張之洞、陳三立、康有為常有詩書往來，私人藏書多達10余萬卷。

20世紀初，受西方圖書館事業(yè)的影響，中國開始出現(xiàn)具有革命意義的公共圖書館。受湖北省圖書館等公共圖書館相繼建立的影響，1911年，梁鼎芬在家宅廣州大東門內榨粉街93號太史第創(chuàng)立“梁祠圖書館”。該館以其私人藏書為基礎，館內書籍大多為舊學書，但也有一部分新學書。他還制定了借閱規(guī)程，包括觀書、抄書、借書、讀書、捐書約等23條，開放給各地學堂學生使用。

從封閉到開放，“梁祠圖書館”具備了現(xiàn)代圖書館的雛形，推動了私人藏書樓“重藏輕用”、私有不公形態(tài)的轉變。

1919年梁鼎芬去世后，其子將所存藏書2萬余冊，捐給了廣東圖書館（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其數(shù)量相當于當時省館藏書總量的兩倍。所捐藏書現(xiàn)都保存完好，可以外借，在中山文獻館和普通線裝書庫均可查閱，其標志是一個藏書章——梁氏葵霜閣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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