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新加坡華文教育專家蔡志禮：科技+文字，共同織就數碼文學夢

文/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譚錚

由羊城晚報報業集團主辦，羊城晚報活動大平臺和新加坡亞洲藝術協會承辦，亞太森博（廣東）紙業有限公司支持的第26屆手抄報創作大賽新加坡賽區的賽段正在火熱進行中。來自新加坡本地11所學校，536名參賽者積極報名。12月23日，該賽段的結果將在新加坡揭曉。

據新加坡亞洲藝術協會主席鄒超介紹，“2021PaperOne手抄報創作大賽新加坡賽區”已于2021年12月20日圓滿結束，這項首次在大中華區以外國家設置分賽區的藝術創作活動，得到國專長老會小學、勝寶旺小學、義安小學、圣尼各拉女校、圣女圣誕圣嬰女校、女皇道中學、尚義中學、毅道中學、培華中學、公教中學等眾多本地名校的大力支持。本次比賽以“我的新加坡情”為主題，吸引了536位學生參加，他們創作了諸多優秀作品，表達對自己國家——新加坡的熱愛。

為什么一個華語的手抄報比賽能吸引新加坡青少年的目光？在數字媒體盛行的年代，手抄報的意義在哪里？記者日前獨家對話曾任新加坡國家文化獎文學專家評審團主席的蔡志禮博士。

羊城晚報：在如今網絡訊息如此發達的時代，一張報紙給大家傳遞是怎樣的信息？青少年參與手抄報創作的意義在于哪里？

蔡志禮：這個提問很有意思。在這個電腦如此發達，人手一機的網絡世代，一份報紙能發揮的作用已微不足道。有些人還悲觀的預言，報業已是夕陽行業，編入歷史課本是遲早的事了。但是人們只看到從紙版到電子版形態上的演化，忽略了內容的可靠性和客觀性。以一種有公信力的精神辦好一份報章，依然是人民翹首仰望的可信賴的資訊來源。更何況紙質版與電子版可相輔相成并行，達到最大傳播的效益。

青少年參與手抄報創作意義深遠，試想當下人們使用語言文字媒介的生態，鍵盤打字幾乎已經取代了握筆書寫的功能，我們一天或許會打上好幾百個字，甚至好幾千字，卻難得寫兩個字。長此下去，人類手寫繪圖的能力肯定會逐步消退，寫得一手好字的人越來越少。眺望西方，就因為打字機發明得早，加上學校里也不注重學生練字，造成他們很多人寫起字來，都是東歪西倒的，前車可鑒，我們可千萬不可重蹈覆轍，走上這條不歸路。

大腦神經科學研究的發現，不斷提醒我們，腦和手協調的重要性，我們絕對不可荒廢了從小就培養起來的寫字繪圖的基本功，而手抄報紙，恰巧就是磨練腦和手協調的絕佳方式。手抄報紙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于其無可取代的紀念價值，在電腦屏幕上輸入、編輯和排版，都可廉宜和輕易的復制，但是一筆一劃精心完成的手抄報紙，就顯得稀有和珍貴得多。所以手抄報紙意義深遠，值得大力倡導。

羊城晚報：新加坡賽區的主題是“我的新加坡情”。您覺得這個題目對于參賽者而言有什么樣的意義？

蔡志禮：我認為以“我的新加坡情”為此次大賽在新加坡賽區的主題，特別有意義。

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們，因為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各異，加上不同的思維與生活方式，形成了不一樣的處世態度與價值觀，也匯成了各自的文化特征，印證了“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老話。

在藝術創作與鑒賞的領域里更是如此。無論是寫作和編排技巧有多高超，從來沒有在當地生活過的創作者，很難創作出令人刮目相看，具有當地特色的佳作。唯有實實在在地在當地體驗生活，敏銳地觀察與深入地了解當地的風土民情，經過反復推敲與融會貫通后，才有望寫出具有當地色彩并能引起廣泛共鳴的好作品。

南洋是明、清時期對東南亞一帶的稱呼，是以中國為中心概念，與西洋、東洋、北洋相對應，涵蓋南中國海附近的東南亞諸國，包括馬來群島、新加坡和印尼群島等廣大的區域。由于歷史與地理因素，南洋諸國在文化上與深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這在文藝創作上更是顯而易見。但南洋文化藝術并非中國的海外版，而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下，創作者經年累月在當地與國際的思潮交錯沖擊下，古典與現代文風的相互吹拂中，逐漸形成色彩斑斕的南洋風韻。

一方風土養一方人，也孕育一方的創作，以“我的新加坡情”為此次大賽在新加坡賽區的主題，恰好激起在新加坡的參賽者，加入當地蕉風椰雨熏陶的香料，讓參賽作品散發出熱愛新加坡的風味。

羊城晚報：華語是新加坡四種官方語言之一。當前新加坡的青少年對華文及華文文學的接受度如何？

蔡志禮：新加坡獨立前，華族移民占大多數，學習華文的風氣鼎盛。二十世紀60至90年代，西方文化進入新加坡。彼時新加坡因為需要在貿易上與國際接軌，所以教育內容一度以英文掛帥，從而使得華文教育式微，學生們學習華文的熱忱逐步遞減。

但近十年來，隨著中國的發展，在國際地位提升，全球各地的華文教育也隨之“水漲船高”。新加坡也不例外。如今，隨著新加坡官方和民間與中國的交往不斷加深，且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增加，中華語言文化在新加坡的生態，比起十年前要好多了。青少年學習的熱忱也有明顯的提升。

羊城晚報：您在新加坡從事與中國文化及漢語教學相關的工作多年，您覺得學習華文，除了認字以外，如何了解文字背后所承載的文化？

蔡志禮：您提的這個問題，正是我們當下面對的最大挑戰。我們都知道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數千年，不但博大精深而且歷久彌新，是老祖宗留給我們最受用無窮的寶貴文化資產，但有些新生代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與優秀的傳統文化漸行漸遠。

這些年來，文化與教育界的朋友相聚時，除了談古論今，切磋詩詞曲藝之外，也經常感嘆二十一世紀數碼科技之進展雖如日中天，但社會上的讀書風氣卻萎靡不振，目無表情的湖面上，總是蕩不開一圈漣漪。文化藝術的發展更似躊躇滿志的小舟，經年擱淺在無人擺渡的河岸，只能日日望洋，夜夜興嘆。

在南洋理工大學任教時，我負責研發與推動輔助語文學習的教育科技，當時想到語文離不開文化，文化不能欠缺藝術，藝術以文學為主軸，文學的根基是文字。啟動新生代學習華文興趣的關鍵按鈕，是讓他們接觸和感受中華語言文化的美，于是就有了“順科技水勢推文化扁舟”的構思。

然而，要如何方能借助數碼科技波瀾壯闊的水勢，把文學藝術這一葉擱淺在上個世紀末的扁舟，順利地推向生活遼闊的河口，而后乘風破浪，揚帆遠航呢？答案也許就夾在塵封的厚厚古籍中，也許就藏在電腦精密的記憶晶體里。

數碼科技與文學藝術之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優秀文學作品所蘊涵的靈性與哲思的高度，絕非任何電腦的硬件設計與軟件程序所能比擬。但數碼科技的一大優勢，就是能隨心所欲的操控靈活多變的聲光影像，這正可以彌補平面文字作品單調且被動的不足之處。因此以數碼化媒體多姿多彩的形態，主動與互動性兼而有之的特性，從多種視角、多個層面演繹文學作品的內涵，就成了支撐我“順科技水勢推文化扁舟”理想的理論骨架。

直到今日，還是有人擔心色彩艷麗、音響悅耳的媒體，會令讀者對單調乏味的平面印刷品，失去閱讀的興趣，從而嚴重地打擊了原本就東方無力百花殘的閱讀風氣。但是當改編自金庸武俠小說的電影或電視連續劇播映時，圖書館內金庸作品借閱量直線上升，金庸作品立即上了暢銷排行榜。當年《紅樓夢》電視連續劇首播時，也同樣掀起閱讀《紅樓夢》的熱潮。如此看來，借助媒體推動文學作品的閱讀利大于弊。

我相信文字始終是文學的依歸，文學的大樹絕不能從文字的土壤連根拔起。媒體像是節日掛在枝葉上的彩帶與燈泡，裝飾著每一棵樹的夢想。在處理媒體演示的過程中，只要對文學藝術懷抱著虔誠的信念，把作家與作品的本質放在第一位，文學作品被扭曲或淪為附屬品的錯誤就不會發生。因為對作家與文學作品的尊重，是所有演示形式唯一可以信賴的導航系統。

嘗試多媒體文學制作的用心，并不是有取代文學平面的印刷形態的預謀，也不是具改革文學形式的野心。我們只是要喚起大家，特別是年輕一代，對閱讀與創作文學作品的興趣。我們最單純的愿望，就是期盼牽引廣大的讀者，通過多媒體虛擬的藝術走廊，步入真真實實的文學殿堂。祈盼我們能整合各方資源，加上更聰慧更強大的人工智能技術，我們就更有底氣、能量和信心，吸引新生代共織數碼文學夢。

受訪者簡介：

蔡志禮，曾任新加坡國家文化獎文學專家評審團主席、上海世博會新加坡館高級顧問、南洋理工大學博導，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副教授、中文系主任和藝術學院院長，新加坡國立大學古代中華文學史英語客座講師和中國國際漢語教師新加坡區鑒定主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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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華文 新加坡 專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