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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梨與棗》這個書名,我們感到新奇。葛亮說:“古人出書,謂付之梨棗。”梨木、棗木都是厚重質密的木頭,為雕版刻書的上選材料。那一個個字刻上去,需花很大的力氣。說起粗濫無用之書,古人說得更為觸目,稱為“梨棗之災”。如此一來,寫書與讀書的人,大概都需心里有些敬畏。
以此為名,顯然《梨與棗》的內容與寫書、讀書有關系。此書是作家葛亮的全新隨筆集,也可以說是本書評合集。每篇文章都以一本書為主線,共推薦了36本書,分“朵頤記”“談藝錄”“格物志”“東西引”“少年游”“挽歌行”“太虛境”“林下賦”8個章節。關乎閱讀,也有關寫作所見。寫著書的人,寫讀書的人,也寫愛書的人。通過閱讀、尋訪,字里行間,皆讀到對生活的鄭重,且以“梨與棗”的互勉尊重之意,致敬每一個熱愛生活的人。
中國人有詠物言志的傳統,又持有家國之念,對食物的關注往往成為重要的窺口。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在《中國人的道理,都在這吃里頭—〈北鳶〉小引》中,葛亮說:廟堂畢竟復雜,失意于此,往往退而求其次, 以“吃”入文,算是一種心理補償。寫得越精彩,失意愈甚。歷朝歷代,自有書單可作輔證,如李漁的《閑情偶寄》。而袁枚的《隨園食單》,則見曠達之相,自覺蕩開仕宦“正途”,將飲食作為人生態度的一端。
記錄書,也記錄某個人生階段,以生活為切口,如飲食,無論身居何處,葛亮的筆下盡是可愛的人們。他讀扶霞·鄧洛普的《魚翅與花椒》后,用《舌尖上的中國》總導演陳曉卿的話“食物是在前面的,食物背后永遠有人”概括其感受—“舉箸思吾蜀”說的是鄉情的膠著,但更多是有關食物的莽莽可觀的人事。他喜歡扶霞的表達:澆上一勺魚香醬汁,就變成四川的了。
葛亮寫瓷器、寫戲曲、寫建筑、寫中外文學經典,他總能延伸出作品當時所處時代的其他故事。涂睿明的《撿來的瓷器史》令其回憶起年幼時,有一次關于瓷器不甚愉快的記憶。葛亮寫道:“一個‘撿’字,由字面已可見拾遺的意思。此書的結構,以‘瓷片’作眼,一章一枚,不貪其大,而聚焦于‘瓷器史的重要瞬間’。”
葛亮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對散文總有一種大約有如枝葉蔥蘢,之于根基;江河湯湯,之于潺流;千里之行,之于跬步的感情。談到周曉楓的《有如候鳥》,他表示,一則簡短的成長史詩,記錄了一個女性完整的人生軌跡。令人擊節處,是每一個生命階段,皆對應以一種候鳥與遷徙的動物,絲絲入扣地應和于一個人的苦難、快樂、孤獨、自省與新生。此書卻以寓言般的筆觸,道出顛覆性的宣言:肉身就是故鄉,靈魂能夠遠游。
書中寫到的書,作者類型不一。不僅有文學人,也有戲劇家、演員、建筑師、攝影師和瓷藝師。葛亮坦言,下筆寫他們,也變成一種對文字的反芻,不免也就更疼惜些。以自己的微,見他們的著。作為一個讀者,尊重寫書的人;作為一個寫者,也尊重讀書的人。文字燭照文字,時間印刻空間;一梨一棗,山水春秋,無限須彌。(甘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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