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亞文化”(sub-culture)，一般是指區別于“主流”與“中心”的邊緣文化，通常對應于人們心目中那些越軌的、叛逆的青年行為與表達方式。這是一個舶來的概念，自上世紀40年代起，經由美國芝加哥社會學派與英國伯明翰學派的闡發進入中國。長期以來，人們慣于使用“抵抗-收編”的方式來看待亞文化與主流文化的關系，但到了互聯網新媒介上，這一理解方式正在迅速失效，對中國這樣的互聯網大國來說，尤其如此。

互聯網作為鼓勵生產性與多元化的技術媒介，為青年群體提供了不同于現實秩序的“數字家園”。青年群體之于網絡媒介，早已不是傳統文化生產中的邊緣小卒，反而居于主導性的地位。他們不再是留著“殺馬特發型”、暴露出詭異紋身的“游蕩者”，轉而成為挺立于互聯網潮頭的領路人。憑借著遠超前輩的媒介素養，他們的文化趣味、表達需求與社交習性，從根本上驅動著今日網絡文化的發展方向。

這是前所未有的媒介革命與文化生態。兼具反叛性與先鋒性的青年文化與網絡媒介的“親密接觸”，造就了“網絡亞文化”這一新興領域。以十分典型的青年亞文化類型“說唱”(rap)為例，這本是游蕩于貧民區街區的底層黑人青年用來表達抗議與憤懣的音樂形式。上世紀90年代初，這一音樂形式進入中國，但一直極為小眾。近年來“說唱熱”的出現，離不開網絡新媒介的包裝與傳播，尤其是網絡音樂綜藝節目的助推。以網絡綜藝《中國有嘻哈》為界標，作為嘻哈文化重要分支的“說唱”，才真正開始走進當代大眾文化的視域之中，并散發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

網絡亞文化對于文化生態的“改寫”之一，便體現在它對日用語言的滲透中。比如網絡說唱節目中涌現的“battle、diss、freestyle、keep real”等概念，已經成為許多人的網絡社交用語，甚至化入線下交際之中。隨之掀起的玩梗狂歡，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從“鬼畜”視頻到電商直播間，再延伸至茶余飯后的日常調侃里，“淡黃的長裙，蓬松的頭發”這句唱詞都頻繁現身。與之類似的許多“細枝末節”，不斷堆壘著網絡亞文化闖入主流視野的勢能，使之成為當代文化圖景中不容小覷的一塊版圖。

語言使用的背后，則是青年對于理想人格的想象。他們口中的“battle”，代表著一種自信昂揚、愛憎分明、敢于抗爭的自我追求。而“keep real”則代表了他們厭惡矯飾、保持本真的個體姿態。以此視之，網絡亞文化延續了前網絡時代青年反抗既有秩序、追尋個性突破的精神氣質。

但不得不承認，網絡媒介的某些特性，也將對青年成長產生新的負面影響。由于網絡發言具有匿名性，使得青年獲得媒介賦權的同時，容易失去尺度的規約，極端情況下將形成話語暴力。比如，“battle”在彰顯自我個性的同時，也可能是對他人個性的打壓。而網絡綜藝節目往往會片面放大“battle”的維度，以增加節目的觀看性與娛樂性。從這個意義上講，一些網絡亞文化為青年表達賦予自由空間，但過度的自由，也是對健康成長的妨礙。

再者，網絡亞文化畢竟也是技術與資本的聯合產物，為了獲取更高的商業變現，勢必會迎合受眾偏好，難免會有膚淺媚俗的傾向，以期增加青年受眾的關注黏性，在此基礎上培養他們的消費習慣。比如，前面提及的那句無甚含義的唱詞，竟然可以成為商業營銷的吸睛噱頭。如若網絡亞文化一味朝著娛樂化、商業化的方向發展，其本應具有的異質性、創造力，將會被消費主義的邏輯淹沒。

綜而觀之，網絡亞文化在延續前網絡時代青年亞文化的精神內涵(自由、個性、平等)之外，正在發生諸多重要改變。其中首要的變化是：青年成為網絡亞文化的“弄潮兒”，同時也更為全方位地接受網絡媒介的浸染或“誘導”。二者的互動交融日漸深入，同時擁有影響社會文化的巨大潛能。

應當看到，網絡媒介為青年表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間與傳播效率，使得亞文化逐漸去掉邊緣屬性，更具社會影響力。同時網絡媒介自身的匿名性、娛樂性與商業邏輯，也將對青年的健康成長，尤其是他們更好融入現實社會的能力，產生一定的干擾，亟需科學合理的引導力量參與其中。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李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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