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侯馬盟書發現55周年。山西侯馬晉國古都博物館展出的六件盟書再次吸引公眾目光。一件件小小的玉石片上,字跡已漫漶不清,只留下淡淡紅色。2000多年前,古人用毛筆在上面寫下忠誠與誓言。
今年85歲的老文物工作者張守中忘不了初見盟書時的情景。那是1965年冬,他和陶正剛等人為配合侯馬新電廠建設而進行考古發掘工作。
12月9日快中午時,陶正剛拿著出土的盟書興奮地從工地趕回工作站。“我們猶豫要不要生火,不生火怕盟書凍著,生火又怕盟書化了。就這樣,懷著激動又小心謹慎的心情,等待專家來鑒定。”張守中說,“出現古文字就很重要,沒想到還那么多。”
聽說新發現后,身為侯馬考古工作隊隊長、主持發掘東周晉國遺址的張頷,請假從山西原平趕到侯馬,到發掘現場察看,又對出土的首批盟書文字仔細辨認,利用短短7天假期撰寫了《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文字》的簡報。之后,郭沫若又撰寫了《侯馬盟書試探》。兩篇文章拉開侯馬盟書研究的序幕。
然而,1966年特殊時期他們不得不暫停整理研究工作,將出土的盟書封存入庫。
這一封就到了1973年。
新中國文物事業的開拓者王冶秋到山西考察,向省領導建議開發山西的文物資源,還特別提到侯馬盟書,認為不能長期積壓,應盡快整理,公布資料,以便學界共同研究。侯馬盟書整理小組隨之成立,張頷、陶正剛、張守中三人分工合作,分別負責整理研究、寫考古報告、臨摹。苦戰兩年多后,終于完成《侯馬盟書》的編寫任務。
侯馬晉國古都博物館的展板上寫道:侯馬盟書最大者長32厘米、寬3.8厘米、厚0.9厘米,小型的一般長約18厘米、寬不到2厘米、厚僅0.2厘米。玉石片上的文字為毛筆所寫,字跡絕大多數為朱色,少數為黑色。
“盟書字體小如豆粒,不清晰,再加上數量多,不好整理。”張守中曾負責臨摹盟書標本,他通過大量書法實踐,總結出侯馬盟書的書法藝術特色為形體古雅、變化繁多,屬大篆體系。“盟書藝術是一片沃土,有待更多有志者去耕耘開發。”他說。
已故的古文字學家張頷當時受命整理研究侯馬盟書。他的兒子張崇寧回憶,由于盟書字跡不清,父親常在100度燈泡下,借助四倍、六倍、八倍的放大鏡看,工作幾個小時到院里休息一下,返回來再看,還把研究結果仔細記錄下來,取名《盟書燃犀錄》。
在他們的努力下,一千余件盟書臨摹發表656件。據張頷考證,侯馬盟書的主要內容是,主盟人晉國卿大夫趙鞅在索取“衛貢五百家”的事件中,為團結宗族、打擊政敵而舉行盟誓活動。這場斗爭拉開了三家分晉的序幕。
“雖然主盟人的身份存有爭議,但侯馬盟書最早的記錄還是跟趙鞅有關。”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謝堯亭說。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田建文告訴記者,春秋時期流行“盟誓”,“盟書”也稱“載書”,一式兩份,一份藏于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入水中。一些文獻資料中談到盟誓,但沒有出土實物,侯馬盟書的出土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到底是誰的盟誓?答案仍在探尋。
新華社記者王學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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