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遠流長的中華諸子百家文化中，孔子創立的以“仁”“禮”為核心的儒學，居于中國思想文化主流2000余年，影響深遠。儒家文化在歷史長河中如何發展變遷，頗受關注。

中國科學院行為科學重點實驗室朱廷劭研究組最新基于清代乾隆時期《四庫全書》文言文本大數據，研究揭秘“仁”和“禮”的歷史變遷軌跡發現，從春秋至清朝，“仁”“禮”詞頻均經歷了一次波峰和一次波谷，“仁”的最高點在隋唐，“禮”的最高點在魏晉，兩者最低點均在元朝。

朱廷劭研究員介紹說，“仁”和“禮”是傳統儒學的核心，也是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核心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認為，“仁”是內在的道德情感，“禮”是外在的行為規范;“仁”是“禮”的心理基礎，“禮”是“仁”的體現、落實。

他指出，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對“仁”“禮”詞義的闡釋、內在交互關系的分析、社會功能屬性的探討及重要程度的對比等方面，未見基于長時間跨度的定量分析。近年來，大數據技術為文化心理變遷研究帶來新思路，以定量方式開展文言數據分析與知識挖掘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本次研究中，研究組碩士研究生胡博等科研人員基于清代乾隆時期《四庫全書》文言文本大數據，通過甄選132本儒家經典，計算“仁”和“禮”在各歷史時期儒家典籍中的詞頻增減情況，描繪出兩者從春秋至清朝的變遷軌跡。同時，對各著作中的“仁”“禮”詞頻做均值差異檢驗，以推斷兩者在著作中的被重視程度。

該研究采用的工具是研究組自主開發的古文文言心理語義詞典(CC-LIWC)，通過運行詞典主程序，計算“仁”和“禮”在各朝代(時期)儒家典籍中的詞頻均值，以折線圖的方式展示從春秋至清朝“仁”“禮”變遷情況。

研究結果表明，從春秋至清朝，“仁”“禮”詞頻峰值分別出現在隋唐和魏晉，谷底均在元朝。其中，魏晉時期，門閥世族依靠“禮”維系社會等級制度，隨著“五禮”(吉禮、兇禮、軍禮、賓禮、嘉禮)在此期間逐步走向制度化，“禮”的社會地位大幅提升。隋唐時期，“仁”詞頻升至最高點，“禮”詞頻大幅下降，或與古文運動關系密切。安史之亂以后，韓愈、柳宗元等人發起古文運動，抵制世家大族之“禮”，否定漢魏以來的官方儒學，主張重續儒學道統，先秦儒學之仁義道德由此進一步得到重視。至元朝，在第一任皇帝忽必烈的打壓下，漢族儒士被逐漸疏遠和壓制，加之當時一系列民族歧視政策致使儒學發展受阻，“仁”“禮”詞頻由此降至最低點。

為進一步分析“仁”和“禮”在不同儒家典籍中受重視程度。研究組將唐朝安史之亂作為分割點，分安史之亂之前、安史之亂以后、春秋至清朝三個時間段，對各儒家典籍中的“仁”“禮”詞頻做均值差異檢驗。結果顯示，儒家經典著作中，“禮”比“仁”更常被提及，尤其是在安史之亂以前。安史之亂以后，兩者并無顯著差異。由此推斷，安史之亂可能是儒家經典著作中“仁”“禮”詞頻發生重要變化的“分水嶺”。

朱廷劭表示，最新研究成果論文近日在線發表于國際專業學術期刊《心理學前沿》(Frontiersin Psychology)。該研究基于文言文本大數據，通過分析長時間跨度的詞頻變化，揭示出“仁”和“禮”在儒家典籍中的變遷情況，克服了以往定性分析難以處理大量文言資料這一困難，為中國傳統文化心理變遷研究提供了新視角。

這位心理學家還指出，儒家文化為人熟知的“仁義禮智信”又稱“五常”，是規范人與人之間行為的倫理道德基本原則。他領導的研究組根據中國二十五史文本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從先秦到明朝，“五常”的發展變遷總體經歷了緩慢增長期(先秦至隋唐)、快速下降期(隋唐至遼金元)兩個重要時期，“五常”詞頻最高的三個節點在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期間。(記者 孫自法)

免責聲明：本文不構成任何商業建議，投資有風險，選擇需謹慎！本站發布的圖文一切為分享交流，傳播正能量，此文不保證數據的準確性，內容僅供參考

關鍵詞： 儒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