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余姚北高鐵站，跨越21公里，倒騰兩趟公交。這是井頭山遺址發掘領隊孫國平的“上班”路線。這個“五一”假期，他在浙江寧波余姚井頭山遺址工地度過。

2021年是中國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的重要紀念年份。“五一”假期，記者來到井頭山遺址，探訪考古人不一樣的“勞動節”。

井頭山遺址距今8000多年，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貝丘遺址，是中國先民適應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證。

循著地圖到達井頭山遺址考古工地時，已是上午9點多。這是一處不起眼的遺址場地：

出土后修復的陶器。　童笑雨 攝

大門對著的是國道，“鄰居”們都是企業，鮮少有人在路上行走。往里望去，野草長得有半人高，還有許多被塑料薄膜包裹著的土堆。若不細看門口“井頭山遺址考古工地”這幾個字，沒人會知道，這里埋藏著的是8000年的歷史。

因為是“五一”假期，工地里只有幾個考古隊員留守。自2019年開始發掘井頭山遺址以來，孫國平至少每年有9個月的時間在這里度過。這個假期也不例外。

他的工作繁雜：出土遺存資料整理、二期發掘工作籌備、接待到訪者……見到孫國平時，他正在指導民工簡單清理出土遺存。

井頭山遺址有一個“別稱”：史前海鮮市場。這里出土了大量的蚶、牡蠣、海螺、蛤、蟶等貝殼。此外，還有成堆魚骨、散落的海魚脊椎骨、木器等。

孫國平說，第一期發掘已經結束，但更繁復的整理工作還在后頭。現場可以看到，不同種類、大小的空貝殼，被整齊地碼在筐中，這些都經過了簡單的淘洗。

淘洗裝備是自制的，那是一個個懸掛下來，浸在水里的正方形的大篩子。篩子分兩層。

“篩下來的都不會丟掉，主要是為了分類研究。”孫國平指了指墻邊層疊堆放的塑料筐說，除了貝殼、骨頭等看得見的遺存，原本包裹在土層中的植物種子、碎骨渣等微小遺物會落在下層小孔的篩網上。“通過種子，我們能了解8000年前先民們吃的是什么，以及他們是什么時候開始馴化這些種子所屬的植物的。”

淘洗過的遺存，都會被收藏在工地的兩個簡易倉庫中。一個存放貝殼，一個則是存放木器、陶器、骨器等。

只要在工地，孫國平就會拿著小水壺，給浸泡在水中的有機質文物加水。比如那一只保存完好的木碗，以及蓋上塑料薄膜，連同土層“打包”的麻栗果。他笑稱，自己像個花匠。

他說，給文物澆水，是為了保持它們出土時的形態。“比如木器，若不放在水中，或者不小心讓它們長時間裸露在空氣中，木頭就會很快開裂、變形后壞掉。”

這些木頭，都是孫國平呵護的“寶貝”。他說，在普通人眼中，它們“一文不值”，但在考古專家眼中，這是解碼8000年前先民生活狀態的鑰匙。

事實上，在井頭山遺址考古工地，還有第三個“倉庫”。這個“倉庫”有些隨意，是搭在考古隊員房間門前的一塊塊木板。木板上，擺放著大大小小的破碎陶片。

假期里，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研究員黃渭金的工作，就是根據出土的地層，給陶片編號。這也屬于出土文物的歸類整理。記者見到黃渭金時，他面前已經擺滿了一筐筐編好號的陶片。

這個工作很枯燥，有時候坐著就是一整天，也沒人能聊天，但黃渭金仍埋頭整理著。

他說，井頭山遺址出土陶片太多，若不做地層分類，會對后期研究造成影響。

“考古的前期發掘很苦，后期的文物整理也要耐得住寂寞。”有時實在坐不住了，他會和孫國平一起，為木板上的破陶片，找找“失散的兄弟姐妹”，看能不能拼成一件完整的陶器。

尋找的過程，仿佛是一場“連連看”。陶片的顏色、質地、內胎層的質感等，都是分辨的指標。

“五一”假期和兩位考古前輩作伴的，還有“90后”吳恩東。

他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海洋考古專業學生，主要負責井頭山遺址出土貝類、魚類研究。“魚骨鑒定是最難的，你不知道手中的這一塊，是出自魚的哪一部分。尤其有些關鍵部位，要核對各種標本，慢慢找。”

在吳恩東的房間里，堆著一筐筐的貝殼和魚骨。他說，考古工作者和上班族不同，整理期間沒有具體的上下班時間，平時工作都靠自覺。有時因為一項研究，工作到半夜是常事。

用孫國平的話說，就是“恨不得把一個人當三個人來用”。他說，考古是一項“慢工出細活”的事業，但現在從業者太少，自己能干的就多干點。”

現在，他正籌備井頭山遺址二期發掘工作。“整個遺址有2萬多平方米，一期發掘范圍才700多平方米。”

孫國平所指二期要發掘的地方，如今仍被草叢覆蓋。他希望，二期工作能盡快開展，自己能找到8000多年前的村莊是怎么布局的，先民居住的房子是什么樣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退休前，把這個中國最早的海岸村落——井頭山遺址揭示得更加清楚一些。”作者 童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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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井頭山遺址 考古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