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人杰地靈，歷來是名人碩儒向往的勝地。明末清初，52歲的顧炎武來這里客居10多年。他在泉城漫游、交友、寫作、做學問，在泉水漫過的青石板路上留下了許多足跡。

逃難北漂 客居泉城

與王夫之、黃宗羲齊名的思想家、經學家、史地學家、音韻學家顧炎武，在學術上貢獻巨大，被譽為清代“開國儒師”。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名言，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

顧炎武，字寧人，江蘇昆山人，后世學者尊稱亭林先生。他為何不遠千里來山東，落戶濟南?

顧炎武是明末諸生，少年出類拔萃。他與同鄉歸有光的曾孫、文學家歸莊是“鐵哥們”，又都很另類，因而時人調侃曰“歸奇顧怪”。明朝滅亡后清軍大舉南下，顧炎武的生母被砍掉右臂、兩個弟弟被殺、嗣母絕食而亡。面臨國破家亡，32歲的他奮起抗清，卻屢遭失敗。這時劣紳葉方恒為霸占顧家財產，乘機綁架關押他逼他自殺，后經朋友幫助才逃離虎口。但葉某依然不依不饒，先是派刺客襲擊，致使他“傷首墜驢”;后又指使歹徒洗劫顧家，“盡其累世之傳已去”。

國破家亡的顧炎武只好變賣剩余家產，孑然一身逃亡避禍。順治十四年(1657年)他北漂來到濟南，隨后游歷萊州、德州、泰安等地，一邊研究學術一邊聯絡抗清志士。8年后又客居濟南，在章丘鄭公山下大桑家莊安家。當地地主謝世泰因欠顧炎武銀兩而把十頃田地抵押給顧，由此顧炎武得以“墾田于章丘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此后顧炎武“半在歷下，半在章丘”，漫游山東，往來京魯之間長達十余年。

顧炎武選擇章丘大桑家作為衣食之地，與一個史實有關。唐貞觀年間，太宗李世民冊封五子李佑為齊王。貞觀十七年(643年)，李佑叛亂，平陵守將李君球奮起抵制反抗。平定叛亂后，唐太宗為表彰李君球的忠勇，封他為“游擊將軍”，并把平陵賜名“全節”。顧炎武在《刈禾長白山下》中寫道：“載耒來東國，年年一往還。禾垂墟照晚，果落野禽間。食力終全節，依人尚厚顏。黃巾城下路，獨有鄭公山。”顧炎武賦詩言志，就是要效法李君球的忠勇，誓死不與清政府合作。

顧炎武選擇章丘作為棲身之地的另一個原因，大概與距離濟南較近有關。明清兩代，濟南成為山東的治所所在，是政治文化中心。這里名家薈萃，學術氛圍甚濃。顧炎武寓居章丘既可遠離鬧市喧囂，又能常來濟南與同道研討學術、談詩論文，可謂是最佳選擇。不過沒想到的是，桑家莊的地產竟為后來的一場官司埋下了隱患。

拜訪同道 切磋學問

城外有山，城內有湖，家家泉水，戶戶垂楊。初到濟南的顧炎武就被大明湖的美景所陶醉，賦詩曰“落日天邊見二峰，平臨湖上出芙蓉”。重游靈巖寺時吟詩道：“山靜鼪猱棲佛地，堂空龍象散諸天。”濟南山美水美，學術氛圍濃厚。

濟陽經學大師張爾岐(字稷若)，自幼好學，擅長文章詩詞。崇禎末年清軍攻破濟南，張爾岐的父親和弟弟死于戰亂，他于是絕意科舉，退而學《易》《禮》，專治經學研究，“以慰沉寂，而托哀思”。共同的遭遇引起顧炎武共鳴，他多次慕名拜訪論學，慨然相許說：“獨精三禮，卓爾經師，吾不如張稷若。”他曾和鄒平史學家、《左傳事緯》作者馬骕一起考察過漢景陽碑，也曾與詩人王士禎唱和《秋柳詩》。他還與《齊音》作者王象春的外孫徐夜定交，并和張爾岐共同參加《山東通志》的編著。

此外，與顧炎武來往密切的還有德州的程先貞、曲阜的顏光敏等20余人。程先貞乃前明遺老、復社成員，官至工部員外郎，著有《海右陳人集》《燕山游稿》。程氏去世時，顧炎武作《哭程工部》一詩痛悼之。顏光敏是顏回六十七世孫、“康熙十子”之一，與顧炎武情同手足。

在與濟南學者的交往中，顧炎武借助山東通志局的藏書，進行學術研究，取得眾多成果。在致友人的信中，他說“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乃篤志于經史”。“年過五十”正是顧炎武以濟南為中心漫游齊魯大地的20年。20年中他研討學問，筆耕不輟，寫下了《日知錄》《音學五書》《肇域志》《金石文字記》《山東考古錄》等著作。顧炎武在濟南乃至山東的蹤跡，始終與學術文化相伴隨，不僅從文學、史學、經學、金石學、地理學等方面對山東學術產生了深遠影響，也為他成為清代首開風氣的大師級學者起了重要作用。

兩場官司 再度漂泊

本來顧炎武“半是歷下半交游”的生活挺自在的，不想一場“釁起于章丘，禍成于即墨”的官司從天而降，他又被逼漂泊他鄉。

清朝初年文字獄接連不斷。康熙五年(1666年)，山東即墨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文字獄，這就是史上著名的“黃培詩案”。黃培原本是明朝的一位官員，明亡后歸隱故里即墨，常以詩文抒發亡國之痛，其中就有“一自蕉符紛海上，更無日月照山東”之語。黃培家的世仆黃寬(原姓姜)之孫姜元衡高中進士后就想解除與黃家的主仆名分改姓歸宗，并因此與老東家反目成仇且尋釁報復。姜元衡私下搜集黃培詩文加以曲解，然后羅織了十大罪狀，向山東巡撫衙門告發黃培“陰結士類，詆毀新朝”。清廷得知后立即下旨，責令山東巡撫拘拿與此案有關的人等嚴審奏復。

案件審理中，當年因欠債而抵押田畝給顧炎武的地主謝世泰企圖奪回田產，便乘機興風作浪，到章丘縣衙狀告顧炎武霸占財產，同時暗中挑唆姜元衡誣告顧炎武謀反。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的“黃案會審”中，姜元衡的矛頭直對顧炎武，誣陷說“逆詩”內還有《忠節錄》一書，“系昆山顧寧人到黃家搜輯發刻”。其實《忠節錄》一書原為沈天甫以陳濟生之名搜集明代天啟和崇禎兩朝遺詩輯成，與顧炎武絲毫無關。

康熙七年(1668年)二月末，顧炎武在北京聞知此案，念及“事關公義，不宜避匿;又恐久而滋蔓，貼禍同人”，急忙趕到濟南的巡撫衙門投案澄清真相，不料竟陷牢獄之災。審訊中顧炎武講明事實，據理力爭，堅決否認曾到過即墨，使得許多受株連的人得以解脫。親友李因篤、朱彝尊、徐乾學、顏修來等人知其含冤都竭力營救，顧炎武始得取保出獄。而后他回到章丘與謝世泰對簿公堂，結論是“雖陷害之情未明，而霸占之律已正”，總算打贏官司。

兩場官司搞的顧炎武疲憊不堪，八個月的牢獄之災也使他“每日以數文燒餅度活”，度日如年。遭此摧殘，顧炎武十分心寒，在《濟南》詩中悲

憤地說“湖上荷花歲歲新，客中時序自傷神”，于是凄然離去，繼續走上了漂泊之路。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顧炎武病逝于山西曲沃。(作者：朱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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