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時期冶鉛遺址揭示哪些文明密碼？礦冶文化是楚文化的重要內涵

陽新發現成片商周時期冶鉛遺址，有何歷史意義，揭示了哪些文明密碼?7月2日，北京科技大學李延祥教授、湖北省文物考古所二級研究員陳樹祥向湖北日報全媒記者娓娓道來。

鉛是鑄造青銅禮器的必需品

銅、鉛、錫三種金屬，享有“青銅三兄弟”的美譽，青銅器鑄造過程中，加入適量錫，硬度更好，適合鑄造刀、劍等青銅兵器;加入適量鉛，延展性更好，適合鑄造鼎、豆、簋等青銅禮器。

“在陽新銀山一帶開采的淺層地表鉛礦，主要以鉛鋅氧化礦床形式存在。”李延祥介紹，根據后期測試數據分析，可以判斷陽新冶鉛遺址的主要產品是含有一定銅砷的粗鉛，以及少量由砷銻鉛等組成的黃渣與高品位冰銅。

伴隨武漢盤龍城遺址、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的發現，商代燦爛的青銅文明舉世矚目。但為什么在最富代表性的商代銅礦采冶遺址——湖北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與江西瑞昌銅嶺銅礦遺址，卻沒有發現重要的青銅禮器文物呢?李延祥認為，在商代，包括大冶、陽新等長江中下游銅、鉛礦帶，只是中原王朝鑄造青銅的原料來源地。“這一現象涉及商王朝特殊的銅器鑄造機制：大型禮器的制造工藝作為核心機密，一直牢牢掌握在中央官工手中，地方只能負責輸送原料，或者通過貢品、掠奪、賞賜這三種方式獲得少量的青銅禮器。”

礦冶文化是楚文化的重要內涵

今年61歲的陳樹祥教授，曾擔任大冶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第二輪考古隊隊長，13年來，他扎根大冶、陽新專注礦冶考古，對長江礦冶文化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陽新鉛礦的生產者是誰，來自哪里?陳樹祥認為，鄂東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的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遺存，是同種文化的地方類型，其創造者為三苗族團。他們是鄂東南銅礦采冶的開拓者，在距今5000年前后可能建立了古國。夏禹征三苗族團后，古揚越族進入了鄂東南，他們融合了衰弱的三苗族裔，建立了鄂國，并繼承了三苗族團的銅礦業，向夏商王朝貢獻銅料，在商代形成了“大路鋪文化”，歷經西周和春秋時期，融入了東進的楚文化。陳樹祥教授說：“本地商周時期，銅、鉛釆冶者應為揚越人。”“鄂東南萌興的銅礦冶文化及文明進程的演進，既是楚文化形成的重要內涵和源頭之一，又是早期中國文明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次在陽新銀山一帶，調查發現的13處商周時期冶鉛遺址，其年代之早、集中分布之多，顯示出該地區曾是青銅時代最大的鉛礦生產基地，其意義重大。”陳樹祥認為，下一步的考古發掘，或許會有更多重要發現，破解一些學術謎團。

礦產資源，

將長江文明和黃河文明緊密相連

從大冶、陽新等長江中下游地區開采出來的銅料、鉛料及錫料，之后被運送到了哪里?考古專家們認為，一定是在某種程度上和中原地區發生了聯系。

隨著新的考古技術運用，如鉛同位素示蹤研究、微量元素示蹤研究法的應用，上述系列猜想終于有了被明確回答的可能性。李延祥教授說，其中，鉛同位素比值示蹤法運用于礦料來源的科學研究，幫助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研究發現，盤龍城出土的多數青銅器的鉛同位素比值和鄭州商城的鉛同位素比值一致，證實盤龍城遺址出土的大批青銅器確實并非當地生產，而是在鄭州商城生產后運送過來。黃陂盤龍城遺址是商代在長江流域的重要軍事據點，商王朝正是通過盤龍城實現對長江中下游銅礦帶的控制，并將冶煉好的銅料、鉛料轉運到中原。

李延祥認為，陽新商周時期冶鉛遺址的發現，也佐證了銅、鉛等原材料可能有多條運輸線聯通中原：一條是溯長江而上到達盤龍城，然后溯灄水向北，翻過大別山到達今河南信陽及中原;一條是溯長江、涢水、漢水，經過隨棗走廊等地到達南陽及中原;還有一條是從安徽銅陵至巢湖、淮河向北到達中原。這三條線路，是商周時期江南聯通中原的“金道錫行”。青銅時代，銅、錫、鉛礦料既是一種財富，也是國家鑄造禮樂兵器不可缺少的原料，是政治集團增強實力和擴張的戰略物資。李延祥說：“礦產資源，將長江文明和黃河文明緊密聯系在一起。”(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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