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魁：一位真誠的師者，作別人間-環球播報

羊城晚報全媒體記者 謝小婉

楊魁，出生于1960年，陜西人，典型的關中漢子，一米八幾的高個，身材魁梧，常年穿著熨得妥帖的襯衫或者運動衫，衣擺收進西裝褲，皮帶一扎，背包一挎，大步邁開走在學校里，碰到熟悉的學生就樂呵呵地招呼：“你這娃最近怎么樣了？”或者張羅著：“上家里吃飯，讓你師母給你做碗面，有什么問題，我們慢慢講。”很多人提起他，首先想起的是他爽朗的笑聲，極為豪邁。

這樣一個富有精氣神的人，美國時間3月23日，因病在美國去世。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楊魁身上的頭銜有很多：知名傳播學者、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原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等，他是國內最早從事消費文化理論研究、危機傳播研究和企業形象與區域品牌傳播研究的學者之一，并在消費文化研究和危機傳播研究領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對于熟悉楊魁的人來說，他的故去，不只是一位知名專家學者的逝去，更是一個真誠的人遠去。

“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

這是十幾年前蘭州大學的一堂課，仿佛是叫“大眾傳媒與社會”，但楊魁站在講臺上，卻講起了世界和宇宙，在更為宏大的世界里，他信手拈來、引經據典，正在讀研的陳鵬在臺下聽得一愣一愣的。

“楊老師有那個年代傳統大家的感覺，他學哲學出身，知識淵博，積累深厚，又能多領域融會貫通。其實當時聽不大懂，但過了十幾年再回想起來，對他講的內容又會有更深的體會，他很有智慧。”陳鵬回憶道，更重要的是，楊魁講課有一種魅力：“他身材魁梧，說話帶點陜西口音，但聲音洪亮，氣場很足，而且言語幽默詼諧，楊老師講課會營造一種氛圍，把你帶到他的‘場子’去。”

楊魁從教38年，學生無數。記者在采訪過程中，能夠聽到很多這樣的小事：一起去吃面，楊老師特意給多加了一份牛肉，念叨著孩子正在長個，在外面要吃點好的；畢業前的晴日，楊老師和我們玩了一下午游戲，笑得很開懷；答應給學生證婚，即使前一天忙碌到很晚，也會穿著正裝出現在婚禮上……這些日常的小事，一件又一件聯結著師生情誼。

楊魁去世的消息傳來后，學界哀慟，惋惜一位如此富有才華的學者逝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特為其舉辦追思會，除了到場悼念的人，無數學子在網絡上表達自己的哀思，在為其專門建立的紀念網站上，可看到眾人無盡的悼念。

何以一個老師，能引起這么多人的懷念？真誠，是聽到的最多的答案，“楊老師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很自然地照顧你，很純粹地為你考慮”。

“整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

在蘭州大學就讀本科期間，楊魁與同班同學董雅麗相識相知，1985年兩人成婚，相伴38載，幾乎形影不離。偶爾也有短暫的分開：起初，兩人住的房子很小，也就十一二個平方米。寒暑假時，董雅麗帶著孩子先回老家，楊魁就埋頭看書寫作，往往是完成一篇或幾篇文章，謄抄寄出后，才回家與妻兒團聚。在那間小房子里，楊魁醉心在學術研究中，在重要期刊上發表一系列論文，成績斐然，引起學界關注。

董雅麗有時會嗔怪自己的丈夫不懂情調，整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也不知道多陪陪她。“他好像總有一種緊迫感，沒有時間去享受生活。”但她也理解，“他就是個事業心很重的人，覺得自己擔著這些身份，有責任要去做點事，而且還要做好。”

因此，董雅麗承擔起家里多數家務以及送往迎來的各種瑣事，還與他一同探討學術，一同審閱學生的論文，盡力分擔。2009年，她到美國做訪問學者的這一年，楊魁才第一次踏進銀行，“手續都不知道怎么辦。”董雅麗說，“有時候，我打趣說要不要給你匯報一下家里的財務情況，他甩甩手說你管就行。”

在張毅眼里，姨父楊魁并非不懂“浪漫”，而是有自己的表達方式。“比如和學生一起出去吃飯，他會拿著菜單說，這個給你師母點上，她愛吃這個。”張毅說道，“他對我姨媽無比的信任，甚至是依賴，真正的夫妻同心。”

在張毅的記憶里，總是有著姨父在書房里伏案工作的背影：“夏天穿個短袖，冬天披個外套，案頭各種資料摞得高高的。他對工作極為認真負責，每天幾乎都是這樣一個狀態。”

姨父楊魁在家中是大長輩，在張毅眼中自有幾分威嚴在，最為放松的時刻，是翻開那些教案時、談論起他的學生時，他總會樂呵呵地神聊起來，臉上洋溢著自豪與驕傲，但對其他一些東西，姨父總是不以為意。“我收拾出一些獎狀證書，是很高的榮譽，我說找個地方好好放著，他總是說，這有啥，你就撇擱在那。”

但有時，張毅會聽到他打電話：“我有個學生要到你那邊工作了，這孩子各方面都挺好的，你那個崗位具體什么情況給我介紹介紹嘛。”

“出國治病還想帶上手稿”

2021年國慶節前，楊魁已自覺身體很不舒服了，但還是去參加了廣外的研究生復試，“當時發了盒飯，他沒有吃，拿回來了，說太累了、太累了。”董雅麗回想起來，語帶哽咽，“后面去醫院檢查，已經是肺癌晚期了。他連續三年沒去體檢，總說沒有時間，每年為這個事情，我都要跟他生氣。”

得知自己的病情，經歷過最初的不安后，楊魁逐漸平靜下來，開始積極治療，他擔心時間不夠，他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廣外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侯迎忠與楊魁共事多年，也曾是他的學生，兩家住在同一個小區里，關系極為親密，“楊老師在整個治療期間還是很樂觀的，國內國外各種辦法都試過。”

2022年11月，楊魁的女兒把雙親都接到美國，希望為父親尋求更好的醫療資源，但最終回天乏術。

去美國之前，楊魁曾囑咐妻子，把早年他構思的一本書的手稿帶上，他希望身體好一點后，能好好整理一番。董雅麗在收拾東西時，翻到了那數萬字的手稿，但她沒有帶上：“這對他來說，也是想完成的事業，但我那個時候就覺得，他不可能再完成了，我心里難受，就先放在家里。”

讓她稍感寬慰的是，丈夫一生背負許多，總是馬不停蹄地在努力，如今總算能好好休息了。

在董雅麗寫的祭文里，她用“使命”一詞概括丈夫的一生：有些使命是外界強加給你的，有些使命則是你自己賦予自己的，無論哪種使命，你都無法回避而只能承擔，一生都在努力去完成。

2023年3月23日，春分過去不久，一位真誠的師者，作別了人間。

（孔德欽、賀曉琴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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